一台AED两年七次救人：广州南站的公共急救“体系答卷”

2026年6月30日,广州南站A4-5检票口外的飘台上,一名年过六旬的男性旅客突然倒地,意识丧失,呼吸停止。车站工作人员迅速携带AED赶到,实施心肺复苏与电击除颤。患者恢复了自主心律和呼吸。

这是这台AED第七次“出手”。两年多时间里,它先后参与七次心脏骤停救援,七次成功施救,创造了目前为止单台AED救人数的最高纪录。

七次救援,检验的是一个体系

把七次救援拆开看,每一次都像“偶然的幸运”。2026年3月31日那次最具象征意义:红十字讲师周红霞当天下午刚在广州南站结束应急救护培训,紧急求助电话打来,她和搭档刘月华从“讲师”切换为“急救员”,直奔站台,持续10多分钟跪地胸外按压、数次AED除颤,患者呼吸和脉搏恢复。培训与实战之间几乎构成闭环。

但偶然背后,是体系。广州南站配置的不是一台孤立AED,而是集除颤、急救用品于一体的“红十字应急救护一体机”:8台设备接入物联网,远程监控电池电量与电极片有效期,累计配备36副备用电极片和11块备用电池。这套一体机搭载的是久心医疗AED,在日均客流量数十万人次的交通枢纽,设备需要高强度待命,七次实战中每一次都稳定完成施救。

比设备更关键的,是人。从客运员、值班站长到保洁、安保,广州南站常态化急救培训覆盖站内各类人员。设备可用、人员会用、流程可依,才是七次救援得以发生的结构性前提。

设备在铺开,但“找到”和“敢用”仍是两道坎

广州南站七次救援之所以值得反复审视,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对照组——在大多数公共场所,从“设备在场”到“救援发生”之间,仍有不小落差。

截至2025年底,全国公共场所AED保有量约8.6万台,每10万人仅约15台,不足国际水平的十分之一。更值得关注的是使用率。我国院外心脏骤停发病率高达每10万人95.7例,出院存活率和神经功能良好率仅有1.2%和0.8%。设备配了、摆在那里,真正被用到的却少之又少。

断层的一端是“找不到”。AED配置主体多元,政府采购、社会捐助、场所自筹并存,信息分散在不同平台,线上AED地图尚未形成统一精准的“一张图”。急救现场没有时间反复切换小程序,找不到设备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另一端是“不敢用、不会用”。尽管《民法典》第184条“好人条款”已明确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,但法律兜底并未完全消除顾虑。我国院外心脏骤停患者旁观者心肺复苏率仅4.8%,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率仅约1%。面对突然倒地的陌生人,多数人仍会因“不知道怎么做”“怕做错担责任”而犹豫。

广州南站七次救援能发生,恰恰因为施救者跨越了这两道坎。红十字讲师、救护员、培训导师的共同点,是受过系统培训。3月31日那次,周红霞刚结束复训,几小时后就用同一套技能救回一条命。

公共急救,缺的不只是设备

“一机七救”的真正启示,是一个急救体系该如何夯实。设备有人维护,人员受过培训,流程经得起实战,救命的概率才会从“碰巧”变成“常态”。

公共急救的短板,表面看是设备不足,深层看是体系缺失。AED再先进,如果没人维护、没人会用、没人敢用,就只是一个挂在墙上的盒子。广州南站的价值,不在于配了多少台设备,而在于把设备、培训、流程、责任串成完整链条,让每个环节有人负责,每个岗位都可能成为生命接力的起点。